袁广阔：中原考古见证五千年中华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作为文物考古工作者，我们在长期的考古实践中，也印证了中华文明具有的五个突出特性。

考古发现与研究证实，中国有着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而在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中国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尤其是中原地区以贾湖、裴李岗、唐户、双槐树、大河村、王城岗、新砦等为代表的人群创造的文明极富张力，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它们有力证明了我国古文化遗址的特征是层垒文化层的连续性和跌宕相继的多期文化遗存并行。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聚落发现来看，人们已经在居住方式、生业模式、知识体系、手工业传统、原始宗教文化等方面有了创新性内涵，这些内涵充分融入中原古文化，成为区别于周边地区的重要标识。如距今5300年左右的双槐树聚落是一处经过精心规划和布局的聚落，已初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表现出的社会发展模式和承载的思想观念代表着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

中华文明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比喻成一朵重瓣花朵，认为由于中国自然地理的客观条件，中国史前文化发展呈现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体结构，其花心在中原，这种结构本身具有凝聚与向心作用，因而在文明产生以后的发展过程中，相邻与相近的文化逐步融合，从而使文化的统一性越来越强，具体表现为花心部分越来越大。

裴李岗文化历时2000年左右，通过三个阶段发展演变逐步将河南大部区域整合起来，作为对外扩张的大本营。在冀南、关中、海岱、长江中游和淮河中下游地区，裴李岗文化格外强势，包括磁山、白家、后李、北辛、彭头山、顺山集、双墩等文化皆受到其不同程度影响，而这种影响也最终将黄、淮河流域紧密团结在一起，形成广域而统一的中华早期文化互动圈，最终造就了中华文明在中原地区的诞生。

仰韶文化时期，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兼容并蓄、多元文化互动交融的特征极其突出。郑州—洛阳一带的大河村文化以双槐树、大河村、西山、汪沟、青台等为代表，呈现出四方通衢、文化汇聚的特征，这种文化多样性不仅限于同期不同文化类型的汇聚与交互，也表现为不同时期多元文化的沉淀与融合，尤其是大河村文化蓄势中原，吸收并融合周边先进文化因素，走出了一条重民生、务实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迈入中原地区最早的古国门槛，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发展。

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各地聚落形态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气象，各区域出现城址林立的局面。《尚书·尧典》有“协和万邦”，《礼记·礼运》有“天下大同”，《论语·子路》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说明中华文明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

郑州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从裴李岗、仰韶、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岗文化，再到殷墟晚商，勾勒出华夏文化连贯有序的演进序列。在该地区的考古发现中，荥阳织机洞、老奶奶庙是百万年人类史和文化史的代表，郑州大河村和巩义双槐树遗址是古国聚落的代表，新密古城址是早期都邑的代表，他们有力证明了郑州古文化遗址的特征是层垒文化层的连续性和跌宕相继的多期文化遗存并行。特别是新砦、二里头文化的崛起标志着中国进入广域王权时代，其后的郑州二里岗商文化以及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均是对前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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